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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永馨:普及特殊培育,一个都不能少

新中国高等师范特教开拓者朴永馨

普及特殊教育,一个都不能少

朴永馨身上有很多个第一——培养了我(wo)国第一批特殊教育本科生和研究生、撰写了第一套特殊教育专业教材、创立我(wo)国高校第一个特教专业,填补了高等师范教育特殊教育的(de)空白……

“我(wo)当时便称我(wo)的(de)第一批学生是(shi)‘黄埔一期’,前五期学生是(shi)‘黄埔108将’,他(ta)们(men)现在很多仍在特殊教育一线工作,有的(de)已经成为教授、校长。”9月5日上午,朴永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(de)专访,提起昔日的(de)学生,他(ta)眼神里满是(shi)笑意。

“一五计划”时期,应国家对(dui)特教专业教师的(de)需要,朴永馨和同学银春铭一起去苏联学习特殊教育。1961年,从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(现为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)特殊教育系毕业。回国后,朴永馨便投入特殊教育事业中,转眼就是(shi)半个多世纪。

回忆特教专业创立时的(de)艰辛,谈政策变迁……87岁高龄的(de)他(ta)思路清晰、逻辑缜密。

朴永馨见证了我(wo)国特殊教育事业的(de)发展与变革。言谈中,他(ta)多次提到“平等”二字。朴永馨认为,特殊教育教师最重要的(de)是(shi)要热爱行业、尊重孩子、爱孩子。

如何评价我(wo)国特殊教育专业的(de)发展?他(ta)用一句话形容:70年前,我(wo)们(men)不在国际特殊教育事业的(de)队(dui)伍里,而现在,我(wo)们(men)已经可以在这个队(dui)伍中和其他(ta)国家平行前进。

应国家需要留学苏联学习特殊教育

新京报:新中国成立后,百废待兴,特教行业更是(shi)急需专业老师。“一五计划”时,你(ni)就被派到苏联留学,当时我(wo)国的(de)特殊教育情况是(shi)怎样的(de)?

朴永馨:1948年,国民政府发布的(de)最后一份“教育年鉴”中提到,当时我(wo)国特殊教育学校有42所,从事特殊教育的(de)教师是(shi)360人(ren)。旧中国,特殊教育并非大中小学体系中的(de)重要一环,而是(shi)被归为社会教育,由教会、福利机构提供,属于慈善、救济性质,当时42所学校中,仅有一所国立、七所市立。

1951年,周恩来总理签署了《关于学制改革的(de)决定》,其中将特殊教育变成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(de)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是(shi)一个根本性的(de)改变。

如今,根据教育部公布的(de)数据,2021年,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288所,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将近7万人(ren)。以高等学校为例,专门招收残疾人(ren)的(de)高校我(wo)国有23所,比如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、天津理工大学聋人(ren)学院等,这组数据在国际上都是(shi)比较高的(de)。

新京报:看以往的(de)报道,你(ni)在苏联求学时读了四个特教专业?

朴永馨:第一个五年计划中,国家便提出要建(jian)立高等学校的(de)特殊教育专业,我(wo)们(men)被派到苏联留学就是(shi)要回来在大学中建(jian)设(she)特教专业的(de)。因为当时我(wo)国高校没有,国外大学中有这样的(de)专业。

1956年,我(wo)和银春铭到了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特殊教育专业。苏联那时有针对(dui)聋哑、弱智、语言障碍、盲人(ren)的(de)四个特殊教育专业,但我(wo)们(men)只有两个人(ren)。其实,我(wo)们(men)可以选择学一个特教专业,再选一个数学或语言的(de)普通教育专业。但我(wo)想,要把人(ren)家特教的(de)东西都学来,回国好(hao)用。

我(wo)们(men)商量后,决定放弃普通教育专业,只学习特教专业。第一年跟着聋人(ren)特教专业学习一年级知识,升入二年级后我(wo)一边学聋人(ren)特教二年级知识,一边学习另一个特教专业的(de)一年级知识,就这样到了第四年,我(wo)申请到列宁格勒出差,到那里学习盲人(ren)特教专业知识。如此,我(wo)们(men)在国外学习了五年,把四个专业都学下来了。

回国后我(wo)本可以直接回到北师大建(jian)设(she)特教专业,但我(wo)选择先到一线实践,再回到高校阵地。于是(shi),我(wo)进入北京第二聋哑学校从事一线教学。

在特教专业成立之初也曾经历“招生难”

新京报:上世纪60年代的(de)一线特殊教育情况和现在有哪些不同?

朴永馨:现在招聘教师都标准化了,要求老师热爱工作、有学识等等,这些在教育部发布的(de)文件中都有明确要求。此外,现在对(dui)教师的(de)学历也有很高要求,好(hao)的(de)学校会招研究生进入特教领域教学。

而我(wo)们(men)刚开始的(de)时候连教学标准、大纲都没有。当时,缺老师就上街道办去问有没有来登记找工作的(de)失业人(ren)口?合适就招进学校当老师。不指望教书,能看孩子就行。那时来当老师的(de)有初中毕业生、家庭妇女。

我(wo)们(men)就在这样的(de)环境下逐渐把教学工作开展起来,之后一待就是(shi)近20年。其间,我(wo)也做了很多科普、调研的(de)工作,也为一线学校做了点贡献。

直到“文革”后期,我(wo)提出想回到高校建(jian)特殊教育专业,因为国家一直有这个需要,北师大和教育部当时都很支持。1979年,我(wo)正式调到了北师大。其实,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对(dui)特殊教育教师待遇有倾斜,比普通教师的(de)工资高15%。我(wo)调到北师大做老师后,反而降了两级工资(笑)。但我(wo)想,降工资也干,我(wo)可以在高校建(jian)设(she)特殊教育的(de)阵地。

新京报:不论从专业建(jian)设(she)还是(shi)教材编著,你(ni)推动特教事业完成了多项从“0”到“1”的(de)突破,其间遇到了哪些困难?

朴永馨:说实话,我(wo)也够大胆的(de)。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史是(shi)教育专业的(de)主要科目。1986年,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特殊教育专业,招生时,我(wo)连教材都没有(苦笑)。

只有我(wo)一人(ren)设(she)计专业课程。特殊教育学、特殊心理学、特殊教育史三门专业课,我(wo)不可能那么快把专业教材都编出来,只能先做提纲,亲自给学生上课。这三门专业课都是(shi)我(wo)一人(ren)上。

当时不仅没有教材,连办公室都没有,后来在系主任办公室给我(wo)放了一张桌子。就这样,我(wo)早晨去打扫卫生,系主任办公的(de)时候,我(wo)就去图书馆工作,就这样逐渐编好(hao)了讲义和教材。

新京报:特殊教育专业刚成立时,是(shi)不是(shi)招生很困难?

朴永馨:对(dui)。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第一批招收了15名学生,但第一志愿填报这个专业的(de)学生没有几个。看到专业名称叫“特殊教育”,有的(de)学生问“是(shi)不是(shi)专门培养特级教师?”,还有的(de)问“是(shi)不是(shi)培养特务间谍?”(笑)

当时也有学生愿意来,但家里不同意。我(wo)记得有个女生,她(ta)对(dui)象家里说,“你(ni)要搞这个,俩人(ren)就得吹”,人(ren)家就只能不干了呗。确实有艰难的(de)过程。

当时,社会上对(dui)残疾人(ren)还有很深的(de)误解。学生们(men)招来之后,先做入学思想教育,普及相关理论,让他(ta)们(men)了解特殊教育的(de)内容,了解特殊教育教师的(de)责任。

我(wo)让学生到福利院、特殊教育学校实地观察残疾人(ren)的(de)生活和学习,也激发青年人(ren)的(de)热情。我(wo)当时对(dui)他(ta)们(men)说,你(ni)们(men)想开垦处女地,特殊教育就是(shi)新兴学科。他(ta)们(men)中很多人(ren)目前还在从事特殊教育。

希望建(jian)设(she)中国特色的(de)特殊教育学科理论

新京报:你(ni)见证了特殊教育事业哪些重要的(de)发展阶段?

朴永馨:1988年,第一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 “发展残疾人(ren)教育事业,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,以普及为重点”的(de)方针,为建(jian)立适合中国国情的(de)特殊教育体系明确了发展方向。根据这次会议精神,特殊教育学校、普通学校附设(she)特殊教育班和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成了我(wo)国残疾儿童少年就学的(de)三种主要形式。

我(wo)记得那次会议上,决议期间,我(wo)提出了两个意见,一是(shi)特殊教育不要只局限于小学教育,二是(shi)特殊教育不要只局限于盲、聋、弱智三类,要涵盖情绪障碍、语言障碍等情况,国家都采纳了。

1998年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国残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(de)祝词中,提到“自有人(ren)类,就有残疾人(ren)。”这即说明社会发展中有人(ren)类就有残疾人(ren),他(ta)们(men)也是(shi)平等的(de)人(ren),也有权利有义务,这是(shi)我(wo)们(men)特殊教育建(jian)设(she)的(de)理论基础。

我(wo)在几十年的(de)特殊教育工作中领悟到的(de)重要一点是(shi),我(wo)们(men)应该如何看待残疾人(ren)、怎么对(dui)待残疾人(ren),这是(shi)特殊教育发展中很重要的(de)问题。

从法律来看,1982年修订的(de)《中华人(ren)民共和国宪法》特别体现了对(dui)残障人(ren)士以及特殊教育的(de)关心:“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、聋、哑和其他(ta)有残疾的(de)公民的(de)劳动、生活和教育。”在《宪法》中写进特殊教育为今后制定各种法律提供了根据。

从党的(de)文件来看,党的(de)十七大将“关心特殊教育”首次写进报告中。之后,党的(de)十八大、十九大报告中又分别提出“支持特殊教育”“办好(hao)特殊教育”,让全国特教人(ren)备受鼓舞。特殊教育教师虽然是(shi)一个很小的(de)群体,但在地位上有了提升,在党和国家的(de)一些重大会议、教师评选中都能看见特教教师的(de)身影。

新京报: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,目前还有哪些壁垒有待突破?

朴永馨:对(dui)于中国特色的(de)特殊教育学科的(de)形成,我(wo)思考得较多。我(wo)去英国、以色列、美国参与特殊教育的(de)会议、论坛,作为中国特殊教育领域的(de)工作者,我(wo)已经能够比较平等地参与国际讨论。但是(shi),目前我(wo)们(men)很多时候还在讲外国理论,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被国际公认的(de)、中国特色的(de)特殊教育学科理论。

没有理论支撑,实践就是(shi)盲目的(de)实践。我(wo)们(men)拥有特殊教育专业的(de)高等学校不仅要培养特教教师,更要进行理论研究,高等学校要承担起这一责任。

此外,在特殊教育专业方面,随着残疾人(ren)进入中学、高中,甚至大学,我(wo)们(men)要重视(shi)特教中的(de)学科教育。比如聋人(ren)的(de)高中数学、地理、物理,聋校毕业的(de)教师教不了,盲校教师仅会盲文也教不了这些学科。高等教育中的(de)学科教育和特殊教育如何结合也需要研究。

我(wo)也一直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问题,鼓励学生到西南、新疆去。就像摆脱贫困一样,普及特殊教育,一个都不能少。

新京报记者 刘洋 【编辑:田博群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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